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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两年,银幕上的女性故事正在悄悄改变方向,她们不再高声宣告立场,而是用细节、光线和呼吸
,去讲述生活的真相
。《好东西》《想飞的女孩》《女孩》——这些作品在不动声色中,拓宽了人们对女性电影的想象边界
。 在这一创作潮流中,女性导演不再急于标榜性别立场,也不再受困于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,转而以更从容、更开放的视角,捕捉日常中流动的情感与状态。舒淇的导演处女作《女孩》正是这一趋势下的典型文本 。它既是对个人记忆的回望,也试图通过个体的生命经验,触达一代人的共同情感结构。通过一个女孩的成长故事,舒淇让麻豆网站地址重新理解了女性导演的敏感、温度与力量。 潮湿的觉醒 《女孩》的叙事语境与创作缘起 舒淇的导演处女作《女孩》 ,将故事置于1988年的台湾基隆港,以少女林小丽的视角展开叙事:她在父亲的酗酒与母亲的暴躁中长大
,习惯了家中回荡的喧闹与沉默 ,也习惯了被忽视的存在
。直到她遇见了转学生李莉莉 ,那个笑声清亮
、带着另一种生活气息的女孩,小丽才第一次意识到,世界原来可以有别的颜色 。 《女孩》的叙事带有一种反工业化的质感。它没有煽情的高潮,没有强制的转折,而是以记忆的节奏缓缓展开 。舒淇通过回忆的慢镜头与情感的静止时刻,让观众真正进入林小丽的人生 。正如她在采访中所说:我只是想拍下那些我记得的光线。这句话恰好说明了《女孩》的精神底色——它不是一部要被理解的电影
,而是一部要被感受的电影。 舒淇以演员的敏感与导演的韧性,将个人童年的记忆与更广泛的社会议题深度绑定 ,将1980年代台湾社会的家庭结构、女性成长与经济变迁与个人记忆的隐痛连接,在柔软的影像中,通过少女林小丽的视角
,揭示家庭暴力与原生家庭对个体成长的长远影响 。正如她在采访中强调的 :我的焦点聚集在家暴议题上
,想让观众看到这种伤害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。影片《女孩》因此超越了导演舒淇个人记忆的范畴
,成为对社会沉默创伤的温柔发声。 温柔与疼痛 《女孩》的影像语言与情感书写 和解不是这部电影的主题
,父母对孩子造成的伤痛没有办法被抚平 。舒淇在谈到《女孩》时这样说。影片最打动人心的地方,正是在于它拒绝和解,允许观众去直面疼痛。它承认有些创伤是深刻而持久的 ,这些创伤重塑了一个人的情感结构和世界观,而创伤留下的印记无法被简单地抚平 。 影片中的家庭空间被设计得狭窄、昏暗,仿佛情绪的容器
。父亲酗酒,母亲疲惫,女孩在暴力中成长。舒淇极少正面呈现冲突 ,而是通过声音构建恐惧:摔门声、摩托车轰鸣声
、酒瓶破裂的声响、母亲的低泣声音成为心理记忆的延伸,也成为观众进入角色世界的入口 。舒淇以克制的方式,让观众听见暴力
,使恐惧更真实 ,也更无法逃避。 《女孩》并不是单纯讲述林小丽的故事,妈妈也是故事的中心 。无论是林小丽还是她的母亲,她们的成长遭遇都是那个年代东亚女孩可能无法避免的问题——打压式教育
、情感滋养的匮乏与自我价值的迷失
。母亲并非单纯的施害者
,她未能消化自身的创伤
,于是不自觉地将其传递给了女儿
。那些失控的情绪 ,是她内心隐痛的本能反射;而对女儿的伤害
,则无声地印证了她正是自己最想反抗 、却最终成为的那类母亲
。矛盾的心理和伤害行为造成的只是母女俩循环往复的痛苦。这并非一个简单的自我厌恶故事,而是一个更令人窒息的、关于创伤如何在一个闭环中代代相传的悲剧。 舒淇在塑造角色时,天然地将母亲与女儿的身份连通。她在采访中坦言很早以前我就很理解我的父母 ,但这种理解并非天生的共情,而是在成长中逐渐懂得生活的复杂、负担与压力后,对父母不易的体谅
。理解和体谅不代表认可他们的方式,只是懂了他们的不容易 。这种理解却不弥合的清醒,使《女孩》得以保持距离感与温度并存的视角,让林小丽的故事超越了个人经历,成为揭示原生家庭创伤与情感失语的社会议题缩影
。 不和解是《女孩》表达的姿态
。电影的最后
,林小丽回到家中,没有为去世的父亲上香 ,也没有拥抱母亲。她只是问了一句
:你知道这几年我是怎么过的吗?母亲答不上来。镜头停留在她们各自的沉默里——哭泣的女儿、忙碌的母亲 、彼此无法靠近。舒淇没有为观众安排一个释怀的结局
,而是让未完成的对话悬置在空气中
。那一刻
,和解不再是目的, 《女孩》的力量
,正来自这种不和解的勇气。它拒绝以温情包裹伤口 ,而是让疼痛成为被看见的存在。舒淇通过声音 、空间与凝视,将破碎的关系具象化——那是亲密与疏离并存的现实,也是她作为导演最成熟的表达
:她让创伤成为叙事的一部分,而非结局的解决 。 叙事姿态的转变 从宣言到细语 《女孩》的意义 ,不仅在于它让观众看见了家庭暴力的影响,更在于它展示了当下女性导演创作语态的转变——从激烈的宣言转向细腻的言说。 如果说早期女性导演的创作是一种姿态化的表达——带着对男性话语权的回应与挑战 ,而这一代导演 ,如舒淇 、邵艺辉、文晏
,则更倾向于从生活出发,在温柔与松弛中表达力量。 在《女孩》中,舒淇用平静取代控诉 ,让痛感潜伏于日常的缝隙之中。影片中穿插的梦境段落 ,是这种细语的延伸——它们让情绪不再通过哭喊表达 ,而是在象征中流动。从书包里飘走的气球 ,是对自由的想象;从墙洞望见的光,是对母亲柔软一面的追忆;而蜘蛛捕蝇的意象,则映照了她对父亲的恐惧与无力。她以克制的影像 ,完成了从宣言到细语的转变
。 邵艺辉的《好东西》延续了《爱情神话》轻盈灵动的叙事风格
,它用幽默戏谑的口吻呈现女性困境
,为当下的性别议题讨论注入新鲜的活力
,从邵艺辉目前导演的两部院线作品来看
,这种嬉笑与锐利已经形成她独特的风格。她用幽默与克制化解苦情叙事,以通透的方式展示都市女性的多样性,构建非典型叙事的新女性主义电影。 在《想飞的女孩》中,文晏延续了她一贯的女性关照,却在叙事语态上不断探索。影片以两位表姐妹的成长为线索,将飞的意象化为女性困境的隐喻:方笛被威亚吊起的身体
,是被现实悬置的命运;乌鸦纹身与坠落的长镜头,则构成了自由与牵绊的对抗。文晏摒弃直白的控诉,转向更具诗意的表达
,让观众在飞不起来的无力中体察到痛苦与压抑 。 从宣言到细语转变,并不意味着女性电影失去了锋芒,恰恰相反,它让女性叙事的锋芒更加隐秘而深刻
。她们摒弃了振臂高呼的姿态
,选择潜入生活的深处 。这种细语式的表达,因其贴近生活的本真,反而获得了更强大的叙事渗透力。 主题范畴的拓展 从性别议题到普遍共感 从对立到共鸣——这是当下女性导演最重要的气质转变。她们的叙事正从性别议题转向普遍共感,不再以女性作为唯一的创作身份,而是以人的情感经验出发 ,去探讨更广泛的存在议题。 在《女孩》中,舒淇并未将影片塑造成关于女性成长的标签化故事
,而是通过少女林小丽的成长经历,揭示了家庭暴力对儿童心理的长期影响。在这种语境下,成长的迷茫不再只属于女性,而是所有在失语与压抑中长大的孩子的共同经验。林小丽的恐惧、孤独,不再只是女孩的故事
,影片的社会议题性与情感普遍性在此重叠,让女性叙事获得超越性别的力量。 在《好东西》中,邵艺辉以女性视角切入,却不将叙事局限于女性困境 。影片通过单亲母亲王铁梅的日常 ,揭示了当代人在舆论
、阶层与道德规训交织下的生存焦虑。她以温和的笔触描摹社交媒体舆论的暴力 、母职身份的困境与代际沟通的隔阂——这些都不止属于女性
,而是整个时代的共情议题
。 在《想飞的女孩》中文晏通过家庭溃败的微观叙事 ,折射出新世纪以来社会转型的阵痛 ,让麻豆网站地址看到时代变迁下那些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家庭和个体
,特别是女性所承受的痛苦和挣扎。所以,电影看似是说滥了的原生家庭故事,但因为有了时代的纵深感,便有了更广阔的社会意义
。 威尼斯电影节艺术总监阿尔贝托·巴贝拉曾评价:舒淇作为导演的首次亮相就展现出惊人的成熟度与艺术视野,她不仅继承了侯孝贤等人开创的台湾电影传统,更以女性视角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。而《女孩》的出现,恰是这股活力的生动注脚:它让麻豆网站地址清晰看见
,女性导演正以更从容 、更细腻的方式参与当代影像的构建,成为当代华语影像中最具活力的力量。 — THE END — 作者 刘妍延 主编 彭侃 执行主编 刘翠翠 排版 于佳欣